地处中国西南边陲、中缅交界之处的沧源，素有“世界佤乡”之称。近年来，脱贫攻坚让这个直过民族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教育扶贫也在不断推进，教育信息化被视为其中的关键一环。目前，当地已实现网络教研、名师网络课堂、创客教育、智慧校园的全覆盖普及应用。
信息技术为这个边远民族县的教育面貌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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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，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中心完小举行了一场“云端家长会”。
这场“家长会”上，当地的留守儿童在屏幕上看到了在外打工的父母。屏幕那边的家长，有的在工地、有的在工厂流水线上，“屏幕这边孩子，一开始有点不适应，但后来情绪都上来了，有陌生也有惊喜，（我的）内心被触动了”。作为这场“云端家长会”的策划人之一，杨金勇在教室外全程观看。
两年前，这名中央电教馆的80后干部来到沧源县挂职副县长，他在这里干的依旧是“老本行”——教育信息化。
地处中国西南边陲、中缅交界之处的沧源，素有“世界佤乡”之称。近年来，脱贫攻坚让这个直过民族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教育扶贫也在不断推进，教育信息化被视为其中的关键一环。“目前，沧源已实现网络教研、名师网络课堂、创客教育、智慧校园的全覆盖普及应用。”杨金勇说。
信息技术为这个边远民族县的教育面貌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？
起步，过电脑关
沧源县的教育信息化摸索是从“有设备”开始的。电脑是信息化的基础设备，而在年以前，沧源县的大部分老师都不具备这个基础，“甚至没见过电脑”。
陈世民是当地教师中较早接触电脑的人。年，时任沧源县岩帅镇一所中心完小校长的陈世民，到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参加培训。当时，云师大附小已经开始用信息化手段教学，而沧源县很少有学校配备电脑机房、多媒体教室等。陈世民当时判断，“以后我们的教育趋势可能就是信息化”。
年，陈世民调到沧源县糯良乡工作。这一年，该校的78名专任教师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他们开始尝试用电脑备课。“面对这个新鲜事物，大家不熟悉，一开始连打字都不会，推进过程也比较难”。
“一级一级培训，一级一级过关”，年轻教师成为教育信息化的第一级，他们在县里参加培训后，再回校教其他教师。
为了检验与巩固培训结果，一场关于笔记本电脑操作等有关应用的分批考试在年9月下旬开考，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五六月份，满分分，90分过关。
考试批次按照年龄划分，当时不到40岁的陈世民在第二批考，他考了98分。“2分扣在了PPT制作的超链接环节，我成功插入了视频，但点击后无法放出声音”，陈世民记得，教师们一般会在插入图片环节出错，“往往找不到图片所在的位置”。
陈世民认为：“我们那时大部分人还是停留在学会的阶段，掌握了信息化设备的基本操作、能用电脑备课，但往后推进时，就发现更难的是资源运用。”
这也和杨金勇刚到沧源县时的观察相一致，“基本的配备已经达标，但缺的是质量”。杨金勇记得，县里所有学校均有电脑机房，且人均生机比符合国家标准，多媒体教学设备、实验仪器等已经全覆盖。“沧源县的中小学已经达到‘有没有’的基本层次，到了教学质量、师资水平‘好不好’的第二阶段。”
“原来课文还可以这么讲”
在教师过了电脑关后，搜索网上教案成为备课的重要环节。“但基本都是在百度里搜，搜到的资源也比较零碎。”陈世民说。
备课质量真正有所提升，是从年开始的，当时教育部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始在沧源部署。通过观看讲课视频，陈世民注意到了差距。
比如讲授课文《坐井观天》时，陈世民主要讲解生字与课文大意，“让孩子有感情、流利地朗读就完了，但其实这篇课文还可以继续拓展”。在一些视频资源里，有的老师讲述了青蛙在井底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如何”，进而引申到“青蛙跳出井底之后，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很美”。
“我才发现，原来课文还可以这么讲，我们之前讲课的视野太狭窄，思路没打开，可以说只是教教材。”陈世民开始思考，教材只是教学的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上与学生对话、给孩子启发。
这时距离陈世民初执教鞭已经过去了20年，这些年他一直希望找到更多资料作为教学参考。年初登讲台时，全校只有他一个教师。“我那时候19岁，就算是校长了，一个人就是一个校点。”他一个人教4个班，50多个学生，教案只能靠自己琢磨。后来他辗转多个乡镇任教，规模最大的那所学校，共有9名教师，“但还是没有参考资料”。
对陈世民来说，数字资源里的视频课还让他听到了更为丰富的教学语言，“很贴近孩子，有些我们都想不到”。这个老教师对视频里一些教师的提问印象深刻，比如有人在上课前问孩子“喜欢什么样的老师”，继而追问：“你们知道老师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吗？”还有人在讲完知识点后问学生：“觉得老师讲得好吗？讲得清楚吗？”
“但我们过去往往是问学生‘你听明白了吗’，更多是命令式的。”陈世民说，这些视频里的教师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提问，这样能吸引学生，也让听课变被动为主动。
培养“明白人”
从拥有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到现在使用智能化应用，沧源县的老师在熟悉的讲台前经历着不同的教学方式。如今，教育信息化手段“大家逐渐都认可，开始应用”，但陈世民坦言，推进过程仍阻力重重。
在杨金勇看来，教育信息化是一种公共服务，要在全县实现均等化，需要县政府出面强力推进，也需要县教育局组织协调。他设想，要找到当地每个学校的“明白人”，培养他们运用数字资源优化创新教育教学。“这些骨干教师懂理念，会操作，能指导其他教师”。
陈世民带头学打字、装软件，他已体会到了信息化办公的高效，可也笑称自己还不算“明白人”，“信息化素养还要继续提升”。
“现实环境没带来危机与动力，而且教育信息化不仅是教师个体教学方式的转变，还涉及到教学组织流程、教学管理方式、考评方式的变化。”杨金勇说。
这次疫情严重影响了线下教学，却成了推广教育信息化手段的契机。
“以前教师找到的资源比较零散，找不到特别合适的，这次疫情之下，全国的教育资源开始大规模开放，各级平台都上线了一些针对性强的好资源，其中包括一些原来收费的资源。”开学近3周，杨金勇发现，有的老师在假期利用数字资源，已提前把一学期的课都备好了，“备课，教研、家校互动都比往年更加从容”。
真正的“互联网+教育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
一些过去使用率不高、近乎闲置的智能化系统也在疫情期间用起来了，其中包括去年5月在全县中小学推广应用的腾讯智慧校园系统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全县各校的会议直播、网络教研等均在该系统完成。
陈世民已经习惯使用智能化应用来管理校园，从年下半年以来，他每天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，进入智慧校园App的考勤界面。“我们学校过去没有围墙和大门，很难时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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